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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史视阈下的交通技术变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呈愈来愈快之势。人类上天入海,如今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今社会似乎患上了“交通综合症”人们对现代交通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尽管交通工具所造成的事故、灾难不断增多,尽管交通设施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所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民众的安全、社会的和谐。面对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种种困境,我们不能不对现代交通科技的生态伦理痛加反思。

  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时能源工业发展如火如荼,信息技术浪潮席卷世界,世界正遭遇着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重重危机。为了告诫世人、拯救世界,美国的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率先倡导环境保护。严格讲来,生态环境是指由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中的各个元素共同组成的大系统,是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之总和。其中生态系统侧重人与人之间(人文生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生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环境系统则多强调“人类—自然”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环境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其核心任务是“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1]交通工具的变革,作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自然受到生态的诱导和制约,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环境,理应进入生态环境史的关注视野。

  目前学界对于由技术进步引发交通工具变革的历史,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明晰了。对于近现代交通科技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有些学者也从学理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精到的阐述。可是对于交通工具演进与生态环境衍化二者的互动关系,则研究得很少,即便有学者偶或谈及,也大多停留在现象本身和问题表面,未作深入的探讨和深刻的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将交通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变革,置于生态环境史的视阈之中,作一番思考与总结,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

  一、交通工具演进与生态环境衍化的互动历史

  所谓交通工具,是指为人类的出行或货物的运送提供便利的载体或代步工具,它是对人类行走或运物能力的一种补充、拓展和延伸。交通工具作为人类行走能力和运送水平的显示器,它的有无、优劣,直接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能力。

  行,是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之一。在遥远的古代,由于受到高山大川的阻隔,人们的视野非常狭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随着生存技能的不断增强,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开来。为了获得更为广阔空间的自然资源,人们对行走运送载体和媒介的需要日益迫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交通工具应运而生了。

  自古及今,人类创造和开发利用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概括来讲,交通工具大致可分为水、陆、空三类。水上交通工具,以舟、筏、船、舰、艇等为代表;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有动物牵引的车、橇,人力推(拉)动的舆、辇,机械动力的各种车子,还有用以骑乘的各种动物等;空中交通工具则有信鸽、雁、鹘、汽球、飞机、飞船等。无论哪种交通工具,都是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才逐步完善起来。

  (一)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诱因

  1.自然力交通时代

  一是脚力交通。脚力交通的出现,是古人对生存环境剧烈变化主动适应的生理进化结果。古代猿人早先四肢着地,匍匐前行,当他们从稀疏林间下到开阔草地活动时,为了及时发现猛兽而加以躲避,不得不在高高的草丛里站立起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生存环境由森林到草原的突变,促使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原始先民在生存斗争过程中,无任何交通工具可由凭借,往往单纯依靠脚力来攀高涉险。“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2]540由此不难想象古人依靠脚力跋山涉水之艰辛。

  人类之初,茹毛饮血。辗转迁徙,健步如飞。但长距离的行走,往往使人身心疲惫,甚至出现生命之虞。《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2]284夸父尚且如此(尽管是传说,但仍见端倪),一般人体能有限,连徒步健走也很难吃消,更别说逾越巍峨的高山、无垠的沙漠、辽阔的海洋了。

  二是人、畜力交通。畜力交通工具是人类对动物生态利用的又一成功范例。如果说驯化野生动物使之家畜化,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开端,那么,畜力交通则是人与动物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部族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原始先民居住区周围的环境开始逼仄局促起来。此时,拓展生存空间就显得必需而紧迫。动物的驯化、畜力的使用,可以让人类拥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使人类全面利用周围环境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

  马是畜力交通阶段的重要役畜,它能够提供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耐力,可以使人类获得更远更丰富的生存资源,因而也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此外,早期人类还驯服过其他动物(如牛、鹿、狗等),作为乘坐工具或乘坐工具(如雪橇、勒勒车等)的动力。人类和动物共生共处,久而久之,竟对马、牛等载运畜力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

  2.机械力交通时代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本。古代的人们,本能地选择有充足水源的地方,安营扎寨,生息繁衍。因其生产力极端低下,既无桥梁之便,也无舟楫之利,人们常会遭遇一水之隔、无法逾越的困境:“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庄子·秋水》)舟船作为一种水上交通工具,它的应运而生,是早期人类对濒水生活环境主动适应的结果。

  究其实质而言,交通工具应该是人体四肢功能在空间维度的拓展和延伸。为克服江河湖海带给人类的不便和障碍,原始先民开始了对水性的观察与思索。他们发现,植物的枝叶能在水面上随风逐流;人不小心掉进水中,若能抓住漂流于水上的粗大树干,便会漂浮而不沉。这种对浮力的朴素认识,一旦与人类的生活行为相联系,导致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发明与利用。

  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疆,划分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界域。生活在茫茫草原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形成服牛乘马的交通习惯;南方多江河湖海,各民族的交通往来,主要依靠舟楫之便。由此可见,交通工具在演进过程中,也会因生态环境的差异,造成衍化路径的分野。《淮南子·齐俗训》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古训,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3.能源动力交通时代

  人类最初行走是靠双腿,驯服了牛、马之后,尽管走得更远了,跑得更快了,但骑牛乘马,需要娴熟的驾驭技巧,马(牛)拉轮车的发明,使这一问题因刃而解;走的路程长了,牛、马自然也会累,机械动力车便应运而生;1860年,法国人皮埃尔?米肖和儿子又制造出以蒸汽机为动力的两轮车;此后,人们根据需要,不断发明制造了三轮车、四轮车;再之后,人们开发研制出了火车。在陆地交通工具不断发展的同时,水上交通工具也逐渐成型,从人力划浆的板船到风力带动的帆船,再发展到轮船、汽船、潜水艇,乃至燃油、电力驱动的快艇。

  自古以来,自然生态就是人类各种技术思想、工程原理的不竭源泉。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之所以能在恶劣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与运动,是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运动机能,恰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人们试图仿照动物某些特点与本领,研发制造交通工具:鱼儿能在水中自由来去,人们就模仿它们的形体,以木桨仿鳍,造出的双浆划船,即使在波涛滚滚的江河中也能自如航行;鸟儿可在空中展翅翱翔,人们梦想生出双翼,于是就又出现了滑翔机、飞机、火箭,乃至宇宙飞船;袋鼠靠强有力的后肢跳跃前行,人们加以模仿发明了无轮跳跃汽车;企鹅在行走时仆倒在地,匍匐前行,据此人们制造出可在冰雪和泥泞地区快速前进的越野汽车;根据蜘蛛爬行原理,人们研制出越野能力极强的汽车,可轻松穿过峡谷地带;根据毛毛虫能在松软土地上爬行的原理,人们设计出身体狭长、带有“环节”的爬行车;根据蛇爬行时悄无声息的特点,人们在拖拉机履带上装上橡皮带,以减少摩擦和噪音。

  (二)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效应

  1.自然生态效应

  积极作用:交通工具是人口流动和物质运送的载体和媒介。无论在客运方面,还是在货运方面,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均能深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山区的每一角落。人类对环境的涉入有多深,对生态的影响就会有多深。交通工具的进化,拓宽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增强了人类的生存斗争能力。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人类留给岁月的背影,永远匆忙而自信;人类足迹所到之处,遍开文明之花。人类以其无可比拟的勤劳和智慧,改变自然,创造神奇。交通工具所到之处,荆棘荒野变成绿色村庄,自然景观化为人文景致。

  负面影响:交通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破坏着自然生态,造成许多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其中有些生态负反馈,可以通过“人类—自然”系统的弹性功能,进行自我消解;而有些生态负反馈,很难在系统内被吸收、排解,最终酿成不可逆的生态负效应,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如今,交通工具跑(走)到哪里,公路、铁路就铺到哪里。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导致许多生态负效应,如气候热岛、环境污染、能量耗散、景观割裂、廊道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3]。交通线路穿越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农田等)时,引起诸如森林蓄积量减少、草原载蓄量降低、水生生物物种减少、植被覆盖率降低、土壤沙化之类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和破坏着生态环境[4]。

  2.人文生态效应

  积极作用:古代的人们,由于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兼之受着身心体能的局限,无法达成真正的自在生活状态。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大鹏自北冥南迁,“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想象丰富却又尽显妒羡与无奈。古时人们要想远足,只能“适百里,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5]。受制于没有代步工具的人类,大抵只能局促一地,做心灵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往往被寄托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而今,出行者凭借便捷的交通工具,真正实现了“距离”的人为“拉近”:速度快,就可缩短时间上的“距离”;出行时间短,行程中的食宿费用开支就少,经济上的“距离”相应缩短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经济上的距离缩短了,出行者自然就会觉得心理上“更近了”。此外,交通工具的现代化,还可产生多方面的人文生态效应[5]:人们出行频率更高,社会流动更大,促进了公共活动,增进了情感交流;交通工具的拥有及使用更趋平民化、大众化,促进了社会的平等意识的发展。

  负面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与人(物)总是处在一定空间距离的位置关系之中,这种位置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传递出特别的心理感受(这应该是古人之所以喜欢安步当车、悠哉游哉的深层次原因吧)。因而在审美活动中,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距离产生美,可是这种美感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朝发夕至而日渐淡薄。试想,古人宦游在外,妻子、儿女对他的思念,会随别离时间的日渐绵长,逐渐蓄积、酝酿,最终醇化成香甜的相思之酒,这是何等浪漫,何等温馨的人文生态啊!可惜这种美感,在弥望汽车如织、川流不息的时代,很难再享受到了。

  二、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伦理评价

  交通工具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凭借自身身体潜能和智力优势,发明创造了许多交通工具,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并间接影响着生态演替的方向和进程。从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交通技术对于生态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交通技术异化程度越高,生态环境扰动程度也就越强。

  交通技术的进步,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能力,为满足人类的安全需求,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合理的手段。然而,每一项具体技术形式的使用,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超越技术设计者预期之外的效应,有时可能会异化出一种危害人类自身的负向价值,车祸便是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异化的结果[6]1-2。车祸是一种技术异化和失控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我国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万多;到1997年,死亡人数已激增至73861人,受伤者达190128人;到了1999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达83529人,受伤人数是286080人。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230人在车祸中丧生,780多人受伤[6]1-2。可现代化交通工具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巨大危害,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

  交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长期以来以交通工具为媒介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紧张状态不断累积的结果。如果以人与环境互相冲突、斗争的内涵及具体形式的演变作为主要线索,可以将历史时期交通工具演进所折射出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互动历史,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自然力交通时代。人类交通高度依赖于自然力和生物力(如人之生理机能),人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处于被施与、被掌控的地位,同时又扮演着适应者、防御者的角色。在这一阶段,人与环境关系形态主要表现为生存环境恶劣、交通条件艰苦以及人类对自然力的神秘敬畏、对生物力的高度依赖。在自然力交通时代,人们物质条件匮乏,行走运送能力极差,深受山川沟壑阻隔之苦。正是因为跨越自然阻隔的能力非常弱小,尤其是缺乏排障涉险的能力,人类对于环境要么是神秘敬畏,要么是完全依附,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主动性较差。

  二是机械力交通时代。人类既依赖于环境,为生计而日夜奔波,为生存而不停转徙,又有着改造环境的高度自觉性,人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人有着环境适应者和生态塑造者的双重身份。在这一阶段,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表现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利用力日渐增强,不仅对环境的敬畏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对环境的影响与干预程度在逐步加深。但在传统时代,人类对环境的改变尚未超出“人—环境”系统的弹性范围,人与环境的关系仍维持着大体的平衡。

  三是能源动力交通时代。人类高高凌驾于环境之上,尽管交通资源(如道路、燃油、电力等)的获得还有赖于环境,但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人俨然成为环境的奴役者、主宰者。在这一阶段中,人与环境的关系进入全面紧张状态,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类的拼命反弹和疯狂报复。人口增长为交通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是资源之多元利用的不竭动力,同时又是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这一阶段,人与环境的关系高度紧张,尽管人类调动科技的力量,深度开发、利用自然力、机械力乃至电力等生产力,但环境的高度异化无可逆转。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成员,与其他生态因素一样,是自然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人类与其他生态因素的关系是平等的(所谓的“车祸猛于虎”的说法,说到底难脱人类生态中心主义的窠臼),人类只有改变征服和统治环境的对立关系,重建人与环境的伙伴模式,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自然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与自然协调发展,才能保住自身的生存根基。否则,过分地夸大自身的能力与作用,对环境为所欲为地巧取豪夺,必将导致人类严重的生存危机。

  生态价值,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应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终极价值原则。交通科技发展只有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才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在这里,笔者无意呼吁人们停止使用现代交通工具,因为历史潮流不可变,只希望通过对交通技术发展历程的道德叩问,通过对交通工具演进历史的深刻反思,给人们提供一个警戒:该怎样合理适度地使用现代交通工具。

  结语

  交通工具的演进,源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和主动学习;交通工具的运用,离不了生态、环境乃至人类文明的影响和塑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通技术发展的蹒跚步履里,印满了生态环境衍化的深深刻痕。

  交通科技的发展曾经带给我们太多的实惠,可方便的公共设施,便捷的交通工具,使人们的脚步懒惰不堪:出门坐公交,有钱打出租,条件优越的干脆买车开;农村家家存辆摩托车、电动车,油门一踩(电门一拨),煞是威风,曾经被当做家庭必备大件的自行车,早已被束之高阁,很少有人再去蹬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城市尤甚),小汽车的行驶、停放都会占用大量土地,它消耗能源,造成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甚至阻塞交通,酿成事故。相比之下,自行车仍是人们买得起、用得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它不消耗能源,没有空气污染,还可提供“门到门”的短程交通服务。“原始技术主要不表现在工具方面,而在身体技术方面,因而不能因为原始工具的原始简陋而认为原始技术就很简陋。”[7]在这里,笔者无意宣传每个人都要回归到自行车交通时代,但热切期待着未来环保交通工具的出现和普及。

   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各国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的纷纷成立,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签署“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参考文献:

  [1]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8.

  [2]刘歆,刘向.山海经[Z].袁珂,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卫小燕,谢晓芳.公路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探讨[J].科技风,2000,(1):87.

  [4]李俊生,张晓岚,等.道路交通的生态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环境学报,2009,(3):1169.

  [5]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J].历史研究,2008,(11):95-99.

  [6]王蒲生.车祸泛滥的哲学思考[J].自然辨证法通讯,2001,(5).

  [7]吴国盛.芒德福德哲学技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32.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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