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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回顾与反思

  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该问题的日趋严重,近些年来渐次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成果迭出,大致可归为三个方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等。本文拟对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对以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较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人口、灾荒等因素造成的。

  (一)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因素

  战争方面,康沛竹通过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战后的情景,明确指出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并强调频繁的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是导致晚清灾荒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因素[1]。与康沛竹的观点形似,史革新认为,在战争中,大片森林或被战火焚烧,或被砍伐用以构筑营垒、建造船只、生产火药,遭受惨重损失。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助长了灾情的蔓延[2]。伍启杰以黑龙江地区为视点,在剖析该地区的近代林业经济时,明确阐述了进入近代以来黑龙江森林遭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掠夺的破坏状况,指出近代黑龙江地区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滥砍滥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逐步恶化[3]。

  矿藏的不合理开采方面,赵珍指出近代开发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由于矿业专门技术人才奇缺,开采技术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对矿藏周围生态的保护。这种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流,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承载能力[4]。

  (二)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人口压力,二是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

  宏观上的人口压力方面,王振堂等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口压力有莫大(博客,微博)的联系,长期的人口压力引起了中国生态资源的破坏,如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消退与消逝,泰山、燕山、长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态资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如河口淤积、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热岛等生态问题[5]。

  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方面,陶继波就清初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认为,这200余年间主要迫于灾害威胁,大量的内地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到河套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6]。

  王俊斌针对“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指出晚清以来实行“移民实边”后,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到来,才真正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产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期全面放垦、滥垦政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再加上当地脆弱的生态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土地的荒漠化[7]。

  战争带来的移民问题有两篇文章,常云平等针对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大后方人口急剧膨胀、高度集中,给后方资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取自然资源,从而催生了各种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和草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8]。张根福等就抗战时期浙江省的社会变迁认为,迫于战争压力,大量人口南迁,浙江省工业的迁入和新建破坏了后方各县的森林资源,人口避难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9]。

  (三)灾荒因素

  对于灾荒因素,区域性研究乃其特点,主要包括河南和陕北地区。

  河南方面,苏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指出,灾荒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减少和社会危机。灾荒过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坏,触动反馈机制,生态环境系统失去平衡,进一步恶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态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态失调;

  又导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害不时发生[10]。苏新留针对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详细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黄河泛滥的情况以及黄河灾害对河南农田、村社、人们生活的影响,认为灾害对乡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是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灾害一方面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

  另一方面灾害直接导致土壤沙化,土地贫瘠,无法耕种[11]。

  王颖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梳理了自然灾害对民众造成的危害。灾害发生时,食物短缺,为了生存,陕北各县的灾民主要食用草根、树皮,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长的基础,而它们在各县已被掘剥殆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动物的大量蚕食也影响了生物链,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12]。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强调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垃圾问题)和城市污染问题[13]。邵侃等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的不同,并论述了不同的农业技术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异性,指出中国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14]。

  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影响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等方面。

  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况,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学的土地开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国家政策的消极影响和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等[7]。苏泽龙通过田野调查、引用大量文献数据等方式,指出明清以来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该地区的土地盐碱化[15]。

  在湖泊的泥沙淤积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为个案探析中国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积问题。虽然作者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近代洞庭湖沉积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灾环境,但也承认人类围垦、上游森林砍伐导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积,进而又导致了湖泊容积不断减小,调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涝灾害连年不断[16]。

  在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研究方面,魏东岩指出,近代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气候变暖,工业进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过度砍伐,草场的超载放牧,化学制品的滥用,环境污染加重等,此外还有气候因素、灾变因素、新兴疾病因素等[17]。

  (二)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是导致灾荒,二是制约经济发展。

  导致灾荒方面主要包括区域性研究和时段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方面,晚清学者梅增亮[18]及魏源[19]通过对长江流域环境变化的描述,反映出由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迅速增多,致使不少地方盲目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频繁洪涝灾害的环境问题。鲁克亮侧重通过分析黄河下游水灾资料,考察导致水灾频发的因素,认为近代以来黄河下游水灾频发的原因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20]。时段性研究主要包括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和晚清、民国时期的分期研究。对于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李彦华在展现中国近代灾荒状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给人类造成无穷祸患,大大增加了近代水旱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21]。对于晚清时期的灾荒研究,史革新强调当人们盲目征服自然的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和谐平衡时,大自然的惩罚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清代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便是其中之一[2]。对于民国时期的灾荒研究,胡勇等究求了民国初年能够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森林法规以及林政出现兴旺局面的原因,认为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水旱灾害的频发。为应付这一局面,振兴林业为明智之举[22]。

  制约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区域性研究,包括东南地区的江西、闽西、福安县等。许怀林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又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23]。戴一峰从生态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20世纪上半期闽西社会经济的衰败是当地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双重制约的结果。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影响是一个更为长远的制约因素。同时,作者举了古田镇的例子,说明在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24]。王辛以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县为个案指出:

  第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生产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

  第二,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差异性不仅带来同类产品生产水平的差异,而且也造成各区域间产品生产的天然互补性;

  第三,生态环境造成的某类产品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也会造就一定形式的专业生产区域的出现;

  第四,生态引起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流通,从而带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作者认为生态环境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也影响着生态环境,其自身的改变和发展亦会使得某一区域原有的生态方面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25]。

  三、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研究主要包括晚清、民国两个阶段。

  (一)晚清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区域、林业及个体人物三点。

  区域研究方面,王肇磊等探究了湖北地区的生态治理措施,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在治灾的过程中,人们利用生态来治理自然灾害,如禁止在江河湖泊围滩造田、围湖造田,禁止在山区砍伐森林,提倡在大堤上种植芦苇等护坡植物等等。这些措施虽能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的限制,湖北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生态建设的[26]。

  林业研究方面,苑朋欣探析了清末林业发展新貌,包括清末林业发展的动因,同时还指出清末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对发展林业已有一些新的认识。他们强调植树造林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些有识之士和官员开始呼吁振兴林业,并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林业保护规章和措施[27]。

  个体人人物研究方面,马啸针对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10余年中,左宗棠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28]。王洪彩等就陈炽经济思想中的环保意识指出,陈炽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环保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植树造林。陈炽极力主张植树造林,以种树为当务之急,从而在根本上改善环境,达到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29]。

  (二)民国时期

  对于该时期的研究,有纵观整个民国时期者,也有分时段者。

  马杰华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与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写作手法,通过对民国时期国家与群众植树造林活动的研究,探讨了当时人们植树造林的动机、经过及造林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以此展示民国时期植树造林的面貌,并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30]。王社教阐述了民国初年山西植树造林的状况,以及该地区植树造林成效甚微的原因[31]。申成玉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北洋政府发展林业所采取的措施,如设立和完善林业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森林法规,发展林业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林业技术、人才和设备。其中,为加强林业科学研究、推进林业发展,建立了一些林业院校等[32]。抗战时期的研究较为突出,黄正林等着重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33]。李芳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注意到陕甘宁边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系统地调查边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加强边区的水利建设、森林保护和林业的发展,使边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曹风雷等针对抗战时期的河南造林运动指出,针对河南森林资源极为匮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情况,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在1944年3月举行了植树节造林运动大会,公布了造林的计划、办法,下令严禁放火烧山,这一举措对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有一定成效[35]。

  此外,罗桂环探究了整个近代生态环境保护刑法的制定和执行状况,认为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在环境刑事立法上做出及时反应,国民党政府时期虽制定了一些关于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条款,例如在《中华民国渔业法》、《中华民国森林法》中都有几条刑事条款[36],但未认真实施过[37]。

  四、存在的不足

  从上可知,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看到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所潜藏的不足。

  (一)研究内容方面

  就研究内容而言,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多处薄弱的地方,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

  1.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较少,涉及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远远不够。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只是常常作为研究附属出现。学界对其的论述大都只是蜻蜓点水,这样非常不利于人们深入了解认识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时期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如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甚至包括我国甲骨文时期,相关研究却较为详实。王振堂等论述了我国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的生态环境概况,甲骨文所记述的当时人们的生态活动,甲骨文中所反映的生物种群状态,甲骨文时代的生态资源等问题。为了使人们更全面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概貌,作者还借助于《禹贡》、《山海经》及《神农本草》、《诗经》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辅助性的分析及说明[5]。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粗浅。

  另外,研究大多集中在陆上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而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涉及较少。陆地生态环境对人们生存、生活、生产影响更大,因此,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陆上,从而忽略了对江河湖泊生态状况的关注。而江河湖泊生态环境方面的文献资料发掘不够,也制约了研究的深入。

  2.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的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也包括近代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对这些因素的探究非常少。中国近代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从当时最发达的产业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出[38]。但是由于工业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再加上追求物质需求的急迫性,人们很难也无力考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因此,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相当的关联,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中国近代旅游业也有一定发展,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由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化的新阶段[39]。由于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现实,只有少数大城市的一些特殊阶层有资本旅游,外人观光也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但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变,说明了中国近代旅游有了一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旅游景点的开发整合,必然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作为影响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因素之一的旅游业的发展,研究者往往未予正视。

  3.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

  学者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颇为深入,但个别方面仍有待充实。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学者的研究对其都有所涉猎,但欠深入。如果能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则对了解现今的生态环境状况、解决当今面临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大有裨益。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荒的发生,灾荒除了水旱灾害之外,还有雪灾、沙尘暴等,而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尽管近代中国水旱灾害更为频繁,危害更为恶劣,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恶化,雪灾、沙尘暴问题亦日益凸显,急需我们强化相关研究。

  上述研究是其薄弱之处,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1908年山西省农工总局所属农林学堂开设的林科标志着近代中国林业教育事业的开始,民国时期,倡导设置高等林业院校、主张发展林业教育以振兴林业成为潮流,林业教育进一步有所发展[40]。不过,没有学者对近代环境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缺乏联系与比较、研究单一等局限性。近代生态环境研究缺乏联系与比较,这种联系主要是时间上的联系和生态现象之间的联系。

  就时间上而论,各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割裂的状态。如在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学者多进行时段性的研究,即将中国近代分成几个时期。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能够突出一个时间段内的特点,不过,仅仅于此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整体上认知近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之处。

  就生态现象而言,学者往往将生态现象孤立开来进行研究,忽视了生态现象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如植被、水资源及渔业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生物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某一组分的过度干扰,都将会对其它组分产生不良影响,并通过链索状或网状效应过程最终反馈于人类。当今困扰全世界的环境问题群(Groupsofenvironmentalproblem)就是各类环境问题链索反应关系的表现,同时它又是这种效应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由生物圈内在生态关系和作用机理决定的,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因此,许多现象的认识,包括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都必须树立生物圈是统一整体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生态观[5]。只有树立了生态观,我们才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和互不相干的生态现象间找出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认识区域生态环境历史变化的规律,为今后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和预测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改善和重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研究方法单一,主要是研究手段的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问题既可归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生态环境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目前的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有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运用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导致研究问题的肤浅、片面。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注意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一些学者除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外,还运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这样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尚需强化。

  对于上述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定将不断地走向深入,达到新的高度。

  注释:

  [1]康沛竹.战争与晚清灾荒[J].北京社会科学,1997,(2):108-112.

  [2]史革新.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J].湘潭大学学报,2008,(4):110-117.

  [3]伍启杰.近代黑龙江林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7.

  [4]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J].西北师大学报,2003,(1):22-27.

  [5]王振堂,盛连喜.中国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口压力[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26-160,102.

  [6]陶继波.清代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进程与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5):26-30.

  [7]王俊斌.“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D].太原:山西大学,2005.10,8.

  [8]常云平,陈英.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82-188.

  [9]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4-295.

  [10]苏全有,张秀娟.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论略[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73-76.

  [11]苏新留.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影响初探[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s1):19-22.

  [12]王颍.自然灾害与地方民生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24.

  [13]王合群,李国林.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3,(2):13-14.

  [14]邵侃,商兆奎.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比较研究基于两种模式的探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9,(4):1-6.

  [15]苏泽龙.文峪河流域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D].太原:山西大学,2005.17-18.

  [16]杜耘,薛怀平,吴胜军,等.近代洞庭湖沉积与孕灾环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6,(6):741-744.

  [17]魏东岩.生物灭绝与人类存亡[J].化工矿产地质,2009,(3):187-192.

  [18]梅曾亮.记棚民事[A].彭国忠,胡晓明.柏枧山房诗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26-227.

  [19]魏源.湖广水利论[A].魏源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6.388-390.

  [20]鲁克亮.近代以来黄河下游水灾频发的生态原因[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11):116-120.

  [21]李彦华.浅析中国近代灾荒的原因[J].南昌高专学报,2010,(5):13-14,61.

  [22]胡勇,丁伟.民国初年林政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探析[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3):26-30.

  [23]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J].农业考古,2000,(3):110-120.

  [24]戴一峰.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4):1-12.

  [25]王辛.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县个案剖析[J].历史教学问题,2003,(5):42-45,33.

  [26]王肇磊,贺新技.晚清时期湖北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经验教训[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1):1080-1085.

  [27]苑朋欣.清末农业新政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7.200-210.

  [28]马啸.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J].新疆大学学报,2004,(2):72-78.

  [29]王洪彩,朱泽刚.陈炽经济思想中的环保意识初探[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9,(3):43-44,47.

  [30]马杰华.民国植树造林初探[D].成都:四川大学,2007.

  [31]王社教.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3):105-109.

  [32]申成玉.北洋政府时期的林业发展[J].史学月刊,2009,(8):128-131.

  [33]黄正林,栗晓斌.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3):110-116.

  [34]李芳.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生态保护工作[J].延安大学学报,2007,(3):33-37.

  [35]曹风雷,马亚娟.抗战时期的河南造林运动[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14-116.

  [36]单宾.环境刑法的演变[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13.

  [37]罗桂环.中国环境保护史稿[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78-79.

  [38]孙键.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1-302.

  [39]易伟新.中国近代旅游业兴起的背景透视兼析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诞生的条件[J].求索,2004,(3):38-40.

  [40]姚传法.林业教育[J].林学,1930,(2):1-6.

  文章来源: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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